在南京大学读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

“在南京大学读天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” 

看到知乎跳出这条邀请提示,我愣了一下。又是一年毕业季,“心怀宇宙遨星汉,敢以数理定乾坤”的迎新横幅犹在眼前,一个个春夏秋冬却已悄悄溜走。目睹熟悉的友人们戴上学士帽,离开拥挤而忙碌的校园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离愁。 

我打开输入框,无数回忆涌入脑海。 


一、  

入学的时候,我对天文所知不多。高中时代夙兴夜寐的灰暗压力里,教学楼废置的圆顶,几本磨毛了皮的《天文学新概论》《通俗天文学》,几乎就撑起了我对星空的全部想象。 

懵懂也巧合地,就来到了全中国最好的天文专业。 

我一直觉得,夏末是南京最美的时节。日光温柔,晚风习习,满校园荷花玉兰青如碧玺。但更鲜艳的是开学时无数迎新的帐篷与展板——色号C50M100Y0K40,铺天盖地的“南大紫”。 


方肇周体育馆几千人的开学典礼会场上,校领导和学者、企业家们轮番演讲。清癯儒雅的方成院士出场,引起本院同学们一阵骚动。 

那时我对“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“、“世界知名太阳物理学家”这些荣名没多少概念,只是那头雪白银丝,让我对这个行业的职业顶点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期待。 


用致辞里校领导的话来说:“虚怀若谷,唯真是求,唯美力修。有伟大的成就,也可以做最平凡的劳动者。” 


院里大一开课不多,不过是几门数学、英语、计算机。但单单是一科微积分,就让乍入“高等”大门的我冷汗涟涟。几百人的大教室,座无虚席。稍晚到一点,连过道里都坐满了人。数学系的黄爷爷写过课本,功底深厚,上课拈一支粉笔,从黑板头刷刷写到尾。 仿佛风吹草动,讲台下几十支笔杆子也随之刷刷地摇动;西格玛、德尔塔、伊普西隆,像北大楼上密密麻麻的藤蔓,瞬间爬满整个教室。 


数学老师耐心慈祥,教大学物理的肖教授——“肖因斯坦”则严厉得多。第一节课刚开始,他下军令似的训道:“你们现在是大学生了,学的是‘大学’物理!不要把高中那一套带到大学来,大学课程不是脑子里过电影那样的学法。” 

大学应该怎么学?我一时半会领悟不到。唯知道肖老师讲课天马行空,前一句刚讲到滑块小车,后一句就飞到宇宙和暗物质的深渊。一节课上他纵马驰骋,经典物理、理论数学、现代前沿,杀个七进七出,胖乎乎的光头大放异彩。我跟在后面,丢枪曳甲,气喘吁吁。 

“放轻松,放轻松。”口语老师Adams对我说。她是个美国老太,退休后和绅士丈夫周游世界,眼界开阔,心态豁达。 上她的课基本就是玩儿:拿英语讲故事,侃大山,听歌,看视频……期末报告讲自己的家族故事,讲完,她在我的成绩条上写:“你做得已经很优秀了,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,希望能继续看到你的笑容。” 


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历史和清晰的认知,这种争艳让我愈发感到,我想要的那串果子有多么high-hanging。 


教学院长开学时说:“老实说,天文研究考验的是毅力,即便数理基础没那么突出,也能有用武之地。有人没受过科班训练,照样能成大天文学家。但既然在南大,我们就希望学生不要在这方面落下。” 

“落下”永远是相对的;而对我来说,头一次“人外有人”是现实而非自勉。我问一位学长能不能分享考高分的技巧,他说:“我高中物理奥赛金牌,你们现在考的题,我三年前就能做满分。” 


但不是所有人都来自于养孔雀、种园林的省重点中学。没搞过竞赛怎么办?我听说有人刷了几千道题,把八十九的分数重修到一百。每一张答卷都牵动着总成绩,没有人敢彻底放松。五万平米的图书馆,意味着五百万册没读过的书;五彩缤纷的意象涌入白天与梦境,洞开了每一个毛孔。 


二、  

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生活有所准备。那年冬天,我们到盱眙去看双子座流星雨。寒冷夜空下聊起填志愿,一位同学说,当时以为天文学是文科;另一位同学说,以为学天文能当宇航员。 

学院在引导方面煞费苦心。一门课专门请中国最有名的天文学家来轮番讲座,学期末还组织了一次到上海天文台访问。讲座内容今日已不记得,但犹记得那天佘山阳光明媚,天文台食堂里的酱排骨格外好吃。 

最震撼的当属目睹射电望远镜。直径六十五米的“天马”屹立在旷野上,顶天立地,雄姿英发。那时嫦娥刚刚奔月,这台望远镜肩负追踪轨道的重任。机房里十几个立方的机箱隆隆作响,指示灯像科幻电影里一样闪个不停。 

这就是我们将过的生活吗?回程的大巴车上,每个人都怀揣着激动的心情。 

学校里的天文爱好者社团组织露天电影,放《超时空接触》。故事发生在新墨西哥州的VLA阵列,荒原大漠,长风猎猎。我们睁大眼睛看着屏幕上的朱迪·福斯特,奥斯卡影后头戴耳机,倚在敞篷雪佛兰的引擎盖上,英姿飒爽。 

这幅画面一度只是科幻,但对我们来说,却好像真切地看着十几年后的职业道路。
 

显然,学院也想让我们尽早体验真实的科研生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导师,科研项目也比其它院系多得多:创新计划、早期科研、助学兼职岗…… 

我的导师是一位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年轻教授,业余还翻译了好几本畅销书。第一次见面,他上来就问我:“反函数的导数和导数的反函数有什么关系?” 我一愣。他笑了:“没事,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只要能想明白这个,这个课题就能做成。” 

即便手下还带着好几位研究生、博士生,在毕业论文最忙碌的时候,他依然坚持每周和我见面答疑,帮我演练答辩。我时常为自己遇到恩师感到庆幸。直至今日,每次与他交流哪怕片刻,我依旧觉得收获良多。 


不仅是学术导师,进入大学后,我对“天文人”这个群体建立起概念,基本都是从老师们的可爱处得来的。徐波老师常开自己哥们儿杨利伟的玩笑,袁峰老师说普林斯顿的同窗去年拒绝了霍金的求职申请,朱紫老师娓娓道来他亲身参与的中国强军、乌克兰衰败…… 


但轶事之外,最动人的是对研究的热情。犹记一节“天文探秘”课,陈鹏飞老师不带激光笔,扛着一根大竹竿进了教室。他讲太阳物理领域的历史性难题,讲历辈大师的卓越贡献,讲到最难解、最兴奋之处不禁眉飞色舞: “这个时候,我来了!” 

还有一节高能探测课,邱科平老师走进教室,低沉地告诉我们Riccardo Giacconi去世的消息。这位02年物理诺奖获得者,倡议开发了Einstein和Chandra两架X射线望远镜,福泽了全世界的星系研究。 

Giacconi还是欧洲南方天文台的主导者,那座天文台矗立在南美海拔四千米的高山上。邱老师回忆曾在那里观测的体验:星河静默,漆黑的夜路伸手不见五指。稀薄气压下,等待观测结果出来的紧张时刻,心脏咚咚狂跳。 


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?我读《Lonely Hearts of the Cosmos》,阿伦·桑德奇,这位当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,谈起在帕洛玛天文台观测星空: 

我就像一个孩子置身于最棒的糖果店里,店里满都是你想要的糖果,那简直就是生命中的狂欢节。只有我一个人拿着这家店的钥匙,而且不知怎的,糖果竟奇迹般地源源不断出现。 

  

我瞬间理解了那种感受,并急切地憧憬着有一日也能投身其中。大二时我们上观测课,在天文台里熬到凌晨两三点。深秋的夜晚清澈而寒冷,从后山俯瞰,厚重的夜色包裹着校园。喝苦咖啡压住睡意,我们掐着表猛抄电脑上的数据。几百光年外的恒星,一颗一颗变成屏幕上清晰的照片。 


几吨重的卡塞格林望远镜与头顶只有一层地板之隔。只要轻声呼吸,就能听到它追踪天体时电机旋转的嗡嗡声。 

这座全国设备最好的教学天文台,矗立在校园制高点,随处都能一眼瞥见。一日傍晚从食堂出来,晚霞赤红漫天。远望天际线,山尖的圆顶闪着动人的金色。 


三、  

除了本院的老师,和我最熟的是计算机系的女青椒“大壮”。有一次计算机课,我做了个香农信息论的趣谈报告,底下笑倒一片。她正好带了可交互设备的教具,把一顶脑电波控制的帽子摁在我头上。帽子连着两只猫耳朵,立刻兴奋地转来转去。 

我一度误以为我们的编程教育有点浅尝辄止——C语言期末大作业,不过写写贪吃蛇、宝可梦和占卜星盘之类。听说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动辄写操作系统、打网络攻防,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 

直到我暑假到台湾交流,借笔记本电脑给台湾“四大名校”之一的台师大电脑系学长。他看到执行文件,大吃一惊: 

“你们居然会写图形界面?!” 

对素养的培育,不只局限在本专业。有一次我选修了董晓教授的俄罗斯文学,这位文院副院长上课从不带讲义,每次三节课连堂,从作家生卒年到小说原文倒背如流。他讲到普希金诗歌的音乐美,言不尽意,干脆用俄语高声吟诵数首: 

油比为,那也似地,提黑斯瓦韦(爱情,希望,平静的光荣) 
捏到乌捏勾拿撒布瓦(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), 
依些布雷油腻哲八部委(就是青春的欢乐) 
卡克西翁,卡苦铁尼图吗(也已经像梦,像朝雾一样消亡)。 

  

在他口中,托尔斯泰一改悲天悯人的面容,契诃夫摘掉小丑逗乐的面具,屠格涅夫牵起鲁迅和郁达夫的手。
 

文学自有其真实的脉络,而学者口述的“亲历感”,看多少节目都无法与之比拟。 

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抱怨,大学里的选修课太水。但就我亲身经历而言,每门课的底蕴都仿佛是大江大海:不仅和“水”沾不上边,反而涛声浩荡,波澜壮阔。 

几乎所有课都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。英美文学老师开了门课讲《权力的游戏》,从第一章的几个守夜人对话里,分析出福克纳、希伯来圣经和康德。纵横开阖间,文艺复兴、黑格尔、海明威,几乎是1+1=2般的常识。 

教法国文学课的刘成富教授,亦坚定支持读原典。他师出萨特、波伏娃同门下,极推崇莫泊桑这样的“古典”作家。他要求我们必须啃《巨人传》《红与黑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之类的大部头,在训练思路上,想来尊的也是传统遗风: 

“如果在毕业的时候,能带走二三百本读过的书,那么你们的大学就是成功的。” 

令我汗颜的是,有些老师口中的“经典名著”,我甚至连名字都未听过:《金蔷薇》《努尔人》《江村经济》《屠猫狂欢》《制造路易十四》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》《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》《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》…… 

人类学教授说:读书不是为了具体方法,而是体悟经验和思考的方式。你们读经典民族志,要警惕邯郸学步,不要只关注里面记载的isolates。 


这种学风学派的传承,远胜过十年闷头苦读。教近代史的刘握宇教授一身儒雅,风度翩翩。他说:“从教科书里接受了这么多年的历史,你们对历史有很多的偏见;即便不是偏见,也是成见。从小到大你们了解的很多历史,不是真正的历史,不是‘历史学’。” 

他说:“我要讲的是普通人的历史,是母亲、农民、知识分子、小演员、作家……的历史。”他上课从不用课本,讲的尽是新视角:留美幼童,清末新政,初创民国……考试只设问答,不论对错,我犹记得第一道题目: 

“历史有无规律可循?” 


多元视角推动了祛魅的过程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开一门研讨课,用浓重的法国口音大讲中文引擎根本搜不到的Relacion de Michoacan、Ken Saro-Wiwa、Jacques Cazotte和La Seconde。在艺术课上,意大利老师听说我们策展时借鉴了当时大火的吉卜力美术展,毫不犹豫地双手一摊:“我又没说所有商业成功的展览都是好展览!”

 

老师们尝试着帮我们建立一种与历史、世界、人类、社会的深层联系。就像科学史老师说的:“唯有肩负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,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。”这么多年过去,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独善其身,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说:你们要从“自处”到“共处”,从“知道”到“懂得”。 

这是天文教育的一部分吗?不算是,至少不是学院有意的安排。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辅相成,二者如水溶于水,密不可分。 

卡尔·萨根说:“很难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,会不去了解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巴赫、莎士比亚、吉本、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,以及其他著名学者们的思想。”奥本海默懂七门语言、熟稔十几国文学,海森伯每天花三分之一时间背中东诗集,爱丁顿写过哲学专著,哈勃和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、作家赫胥黎是至交…… 


能与同时代最杰出学者同檐而居,是何其有幸。鼓楼校区一家旧书店挂着招牌:“惟楚有才,于斯为盛。”这句古语暗示着,一座城市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气质。 

中学时代的成长总是狂风骤雨打芭蕉,来得急促而明显;但在大学、在南京,文化的渗透是耳濡目染,是润物细无声。 


四、  

有时候我常常忘记,普通的学习与真正的科研究竟有何区别。目睹中学时代的知识一点点在真实世界里派上用场,是一种兴奋与挑战掺半的体验。一个项目不过是一道超长的物理题,一篇论文不过是生词较多的阅读理解。Excel可以用来处理数据,PowerPoint可以用来作图,画像素小人儿的几行代码,同样可以绘制恒星分布。 

学院逐渐把专业课的开设权收归本院,教某一门课的,都是对这个领域有深入了解的专家。教理论力学的谢基伟老师,开普勒卫星上天前,他发明的方法找到的系外行星数量全球第一;教实测天体物理的施勇老师,对化石星系的研究成果发表了罕见的《Nature》;教天体力学的周济林老师是《三体》的超级粉丝,他发起“觅音计划”寻找外星文明,刚由习总亲自签字批准…… 


因材施教,学以致用。研究宇宙学的王发印老师教电动力学,超导、光子晶体等材料讲得极略,天线辐射、等离子体等天文常用的内容,却讲得格外深。教原子物理的陈艳梅老师研究星系,结合微观原理、宏观现象、实测图像,把原子理论发展的逻辑解释得清清楚楚,在刷题技巧上反倒没多少要求。整日与太阳这个“大流体球”打交道的戴煜老师教流体力学,一条定理用两三种不同方法推导,信手拈来,有条不紊。 

有位老师某次和我们说起,从学校的考核标准而言,教学好坏并无加成;如果少花心思教课、多花心思在科研上,说不定还更容易受嘉奖。 


因此,我格外为老师们勤恳的教学态度而感动。

 

球面天文学的朱紫老师是陕西天文台的前副台长,也是国内乃至世界天体测量领域的权威,经常参与军方甚至国家的重大决策。然而头发花白的他为了掌握学生们的学习情况,从来不用助教,每道作业题都亲手批改,特地标出做得好的在课堂上表扬;要是哪节课提前讲完,还要拉着学生谈心。研究Kuiper带小天体的万晓生老师教数据处理,熟识班上每一位同学;每次批改后的作业,他都双手递到每一位学生面前。 

教授们的身份首先是科学家,其次才是老师。因此,连教的课、用的书、布置的题,似乎也不必拘束于应试教育。 

空间天气学报告,处理NASA官网发布的监测数据;天体力学作业,画太阳系天体的庞加莱截面;学活动星系核,每周读一篇英文顶刊。量子力学考试上,压轴题不是习题册上为凑难度而编造的题目,而是复现关于石墨晶体论文的真实计算。 

难吗?当然难。但梅花香自苦寒来。 

大三春天,院里召开早期科研训练的结题答辩。有一位同学使用目前最好的观测数据,对大质量恒星形成区的分子谱线进行了研究。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,我偶尔到他寝室串门,他要么在纸上计算,要么电脑界面上运行着代码编译器。 

答辩无疑很成功。提问环节,连评委老师都忍不住问:“这些全都是你自己做的吗?” 

我有时候想,追求排名靠前的学校,究竟想获得什么?倘若把虚荣心忽略不计,不过是优美的环境、丰富的资源、高人的指点、广阔的前景而已。 


有一次和施勇老师聊起,职业生涯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。这位年纪轻轻就屡担重任、各种头衔荣誉无数的“杰青”,毫不犹豫地答道:“申到顶尖望远镜的观测时间,那个时候最快乐了,其它事情都无法与之相比。”
 

爱因斯坦说: 

有些人踏进科学圣殿,是因为科学是一种让他们兴奋的运动;另一类人来到科学圣殿,是想通过提供脑力劳动来获得稳定的报酬。但如果一位天使降临,从科学圣殿中驱逐这两类人,仍有另外一些科学的虔诚信徒将留下来——这些信徒里有古人,也有今人。 

 

 

一位同学跟研究太阳的教授做科研。一次开车载她时,这位老师不经意聊起:“我现在有挚爱的妻子和家庭,我做的是我喜欢且重要的工作,并且居然还有人付钱给我。还能期待什么更好的吗?” 


诚然,正如任何一所高校、任何一件事一样,南大和天空院并非“完美”,仍然需要我们协力继续改进。但在这里遇到的人和事都是如此美好,以至于我愿意彻底放下那少许的缺憾,由衷地感恩我得到的一切。 


从这种意义上,如果有人问我在南大天文就读体验如何,我也将像那位老师一样回答: 

还能期待什么更好的吗?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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